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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的果实——当代江南小说的另一个面向(转载) 刘小枫说:“人之为人,并不只是在于它能征服自然,而在于他能在自己的个人或社会生活中,构造出一个符号化的天地,正是这个符号化的世界提供了人所要寻找的意义。”诗意江南,这个历经久远,被无数文人塑造和想象的唯美世界,为我们提供了魂牵梦绕的浪漫和柔情。那些让人流连忘返的日常,那些让人痴迷的小桥流水,那些让人安宁的寻常巷陌,滋养了一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文人耽于这个世界的人格品质。可以说,《红楼梦》以“通常之人情”写出了平凡世界的沉痛悲剧,它的出现,彻底颠覆了中国古典小说惩恶扬善的陈旧模式,全面开创了后世小说写作的思想空间和美学意境。在中国现代小说写作中,鲁迅很好地承继了这一悲剧精神。他的小说往往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但同时也含有对这个世界和芸芸众生的大悲悯。鲁迅是深刻的,也是自省的,他在写别人,也是在剖析自我。他在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即说道:“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作为鲁迅的同乡,余华在经历了中国当代小说漫长的叙事困境之后,终于在新时期的写作中,建立起新的苦难关怀和灵魂叙事,他以生命的宽广和心灵的维度来烛照世间的一切痛苦与挣扎,并在这种煎熬的思考中寻求人类生活、生命的丰富和可能。余华说:“我一直是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尤其是在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小说中,可以看到这种同情目光对于世界的打量,并在悲剧意识的萌发和痛感体验的升华中走向了新的写作境界。可以说,苦难本身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给受难者带来肉体和心灵的双重摧残,另一方面它又成为思想得以重生的“热带雨林”。“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文化不仅压制了人的社会生存,还压制了人的生物生存;不仅压制了人的一般方面,还压制了人的本能结构。但这样的压制恰恰是进步的前提。”苦难本身难以以对错来分,毕竟一个时代的状况是由多方面的条件相互制约而成的,很难给予一个确定的目标以指责和迁就,我们的首要任务还是反思,反思自我以及苦难本身。汤因比说:“生命里经常有一种精神力量,纵然被压抑到无可再抑制的最低限度,还是要通过这一种或另一种途径发泄出来;但同样真实的是,生命所能随便使用的精神力量;在量上有一个最大限度。”苦难的诉说和宣泄终究会有一个终点,如果自我及其思想在这苦难中难以有所超越,即使是用尽了毕生的经历,苦难终究还是苦难本身。而当自我殚精竭虑的那一天,苦难也终会随着肉体的消亡而烟消云散。然而一种囊括自我和时代的精神是能够得以流传千古的,它永远是人类历史的丰碑。因此,如何在苦难过后依然保持个体性的高昂、保持思想性的悲剧情怀是当代小说写作不可逃避的责任,而如何在诉说苦难的同时把这些精神内涵保留并融入到作品中更是中国当代作家不可推托的重担。“文学离不开民族性,可那作家却应该是属于全人类。作家可以在某块土地上成长,但不能成为某块土地上的植物。应该是生长在某块土地之中,飞腾在所有的土地之上,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当他思考着本民族的兴旺与崛起的时候,也看得见世界的灾难;当他听到本民族的笑声时,也听得见世界各地的呻吟。一部伟大作品不仅能使人感到它的民族性,同时也使人感到那深处留着各民族共饮的泉水。”这是不是中国当代小说的出路之一种呢?来源：《文艺争鸣》 | 韩松刚 2020年06月24日08:44
